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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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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绿色氢基燃料项目开发CCER方法学的意义是什么?

杨小山


 

我国正在推动绿色氢基燃料领域的CCER方法学、绿色认证和消纳机制建设。对此,行业中存在一个现实疑问:既然国内CCER收益通常低于海外绿色燃料溢价,而且同一减排量不能既拿CCER,又作为绿色属性出售,那么开发CCER方法学到底有什么意义?

 

首先需要纠正两个概念。

 

1.CCER并不是财政补贴,而是项目通过核证减排量交易获得的碳资产收益。其收入取决于减排量、碳价、核查成本和市场需求,不能简单视为一项固定补贴。

 

2.取得ISCC认证与开发CCER并不必然冲突。ISCC本质上是可持续性、碳排放和供应链追溯认证。真正不能发生的是:同一份减排效益既核发CCER出售,又随产品卖给海外客户,用于满足其绿色燃料配额或减排义务。

 

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能否同时拥有两套证书,而在于同一环境权益能否被重复计列、重复交易和重复声明。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一、CCER收益有限,为什么还要做?

 

从目前情况看,国内CCER能够带来的收益,大概率低于欧洲市场对RFNBO、绿色甲醇、绿氨等产品支付的绿色溢价。

 

但这不意味着CCER没有意义。

 

海外绿色溢价来自欧洲的强制配额、碳约束和认证规则。项目要获得溢价,必须满足对方关于绿电来源、时间关联、地域关联、碳源和供应链追溯的要求。

 

如果国内绿色氢基燃料产业长期完全依赖海外规则,意味着产品定义权、减排核算权和绿色价值定价权都掌握在境外市场手中。一旦法规、认证规则或补贴政策发生变化,国内项目将非常被动。

 

因此,开发CCER方法学的首要意义,不是短期多获得一笔收入,而是建立我国自己的减排量核算、监测、报告、核查和登记体系。它解决的是绿色氢基燃料“减了多少碳、由谁确认、环境权益属于谁”的问题。

 

二、CCER是国内市场形成前的过渡机制

 

当前国内绿色氢、绿氨、绿色甲醇仍缺少稳定的强制消费需求。多数下游企业没有明确义务采购绿色燃料,也很难长期支付较高溢价。在这种情况下,CCER可以将部分环境价值货币化,改善项目现金流,为早期示范项目提供边际支持。但必须看清:CCER只能是辅助机制,不能成为绿色氢基燃料产业的主要商业模式。

 

绿氢项目成本与灰氢相比,差距通常不是几十元,而可能是数千元每吨。单纯依靠CCER收益,很难弥补全部绿色成本。

 

国内市场真正形成,需要的是“认证+消纳+交易”三套制度同步推进:

 

第一,建立统一的绿色氢、绿氨和绿色甲醇认定标准;

第二,明确重点行业的绿色燃料消费比例或采购责任;

第三,建立可追溯、可交易、不可重复使用的绿色权益体系。

 

只有产生强制或稳定的需求,绿色产品溢价才能真正形成。

 

三、结论

 

对于项目开发企业,不能再把CCER、绿证、ISCC、产品碳足迹和绿色燃料销售分别交给不同部门管理。从项目可研阶段,就应建立统一的“环境权益账户”,明确每一批产品的绿色属性最终卖给谁、用于什么目的。

 

面向欧洲强制市场的产品,应优先保留ISCC、RFNBO等合规属性,通过产品销售获得绿色溢价。面向国内自愿市场,且未用于履行其他绿色消费义务的绿氢,可以研究开发CCER。

 

未来用于完成国内强制消纳要求的产品,其绿色属性已经用于履约,原则上也不应再将同一减排量开发为CCER。

 

来源:  杨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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