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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01
从燃料替代到港口升级,我国航运业“向绿而行”
能源评论
当前,被称为“全球贸易动脉”的航运业承担着超过80%的国际贸易运输量。然而,根据英国调查公司克拉克森研究(Clarksons Research)的数据,截至2024年,全球航运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比增长约4%,达到超1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随着全球气候行动加速推进,航运业的碳减排压力持续增大,国际海事组织(IMO)的净零目标以及欧盟碳关税的开征,让“绿色转型”不再是行业的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在这场变革中,中国扮演着关键角色。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造船大国,我国的绿色航运进程不仅关乎自身“双碳”目标的实现,更影响着全球航运脱碳的节奏。其中,船用燃料的清洁能源替代与港口设施的绿色化升级成为两大重要抓手。
要推动航运领域的脱碳进程,燃料端的绿色化升级是首要突破口。IMO提出,绿色燃料是海运业实现净零排放的必由之路。但长期以来,绿色燃料的成本高、产能不足以及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制约了转型的进程。
液化天然气(LNG)作为当前技术最成熟、应用最广泛的替代燃料,依旧是航运燃料转型的主流选择。克拉克森研究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新造船只订单中采用替代燃料动力的订单占52%,创历史新高,其中LNG动力船占比最高。而在这一领域,我国船厂已占据主导地位。2024年12月的替代燃料新船订单绝大多数由中国船厂承接,其中LNG双燃料船14艘约87.32万修正总吨(CGT),电池/混合动力推进船3艘约1.98万CGT。
LNG动力船的增多,也带动了配套加注设施的快速发展。据国际海事媒体《劳氏日报》追踪的数据,自2024年第四季度以来,全球已有26艘LNG加注船被订购。
我国的港口也在抓紧布局LNG加注网络。卓创资讯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10~11月,伴随华港温州与阳江接收站陆续投产,国内LNG接收站数量达33座,总接收能力约为15585万吨/年。其中,16座接收站的20个LNG保税罐已投产。
除了LNG,甲醇、氨等零碳燃料的产业化进程在2025年也迎来关键突破。我国拥有丰富的生物质资源以及大规模的风光发电装机容量,为绿色甲醇、绿氨的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根据中国船级社发布的《中国可持续航运燃料发展报告2025》数据,截至2025年3月,我国绿色甲醇规划和在建项目已有80余个,产能超过2600万吨,以生物质工艺路径为主;绿氨规划和在建项目50余个,产能超1290万吨/年,其中内蒙古地区约占总产能的70%。在绿氢领域,全国规划建设项目超600个,建成产能约12.5万吨/年,主要集中在华北和西北地区,分别占总产能的45%和44%。
2025年7月,三个重要的绿色燃料示范项目先后投产:远景集团在内蒙古赤峰的绿色氢氨项目首期32万吨的工程建成投产;上海电气在吉林洮南的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项目,一期每年5万吨的工程也已落地,后续还会扩展到每年20万吨;中能建在吉林松原的氢能产业园(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也在2025年投产。
不难看出,我国没有押注单一技术路线,而是同步推进LNG、甲醇、氨、氢等多条绿色燃料的产业化发展路径。这不仅分散了技术风险,更凭借我国在新能源和基础化工领域的产能优势,为未来全球绿色燃料市场格局埋下“中国伏笔”。
不过,当前绿色燃料的推广还面临标准未统一的难题。2025年10月,IMO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的特别会议明确,从2028年开始,会对国际航行的高排放船舶收取阶梯式碳费,且燃料的碳排放强度要从生产到使用全流程进行核算。为抢抓规则制定关键期,2025年3月,我国成立了上海国际航运碳足迹标识协会,并同步推进《国际航运碳足迹标识认证制度建设研究蓝皮书》的编制工作,全面对接国际领先标准。据悉,这套自主航运碳足迹认证体系的核心制度设计将于2026年开展国际对标与互认工作,力争跻身全球首批认可的航运碳足迹认证体系行列。
业内人士指出,该体系的建立与推广,不仅能帮助我国航运企业有效规避未来碳贸易壁垒,还将显著提升我国参与全球航运减排规则对话的影响力。
如果说绿色船舶是航运脱碳进程中的“移动低碳载体”,承载着远洋运输的减碳使命,那么绿色港口就是航运产业链上的重要“固定节点”,是实现全链路碳中和的关键枢纽。近年来,我国沿海主要港口正加速告别传统“货物装卸中心” 的单一定位,全面向集能源补给、智能调度、低碳运维、产业协同于一体的绿色智慧能源枢纽深度转型。从岸电全覆盖的靠泊码头,到光伏储能一体化的港区能源系统,再到氢能、氨燃料的加注试点落地,一系列创新实践让我国成为全球航运业绿色转型的样板。
2025年年底,我国上海港、舟山港、青岛港、盐田港等十大枢纽港全部建成绿色燃料加注中心或具备规模化加注能力。其中,上海港凭借技术与模式的双重创新脱颖而出,成为全球少数同时具备LNG、绿色甲醇“船-船”同步加注能力的港口。目前,该港的LNG、绿色甲醇等清洁能源加注形成常态化趋势。根据《上海市推动国际航运燃料绿色转型工作方案》,到2030年,上海港的保税LNG加注能力达到百万立方米(液态)级,绿色甲醇、绿氨加注能力达到百万吨级。
除了在清洁能源加注领域实现突破,我国不少港口还同步推进港口岸电的清洁化改造。过去,船舶靠岸后需依靠自身柴油发电机供电,不仅噪声大,还会排放大量颗粒物和氮氧化物。如今,我国主要港口已实现岸电设施的广泛覆盖,让靠港船舶用上清洁电。
作为浙江省沿海地区重要的对外开放港口,台州港目前已建成岸电设施84套,2000吨级及以上码头实现标准化岸电全覆盖,港口码头岸电使用次数年均超过5000次,航运企业用电量达250万千瓦时。这种变化并非个例,上海港、舟山港等枢纽港口的岸电使用率也在2025年持续提升,成为港口绿色转型的标配。
在天津港北疆港区,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已稳定运行两年。整个码头的能源全部来自风电、光伏发电和储能系统,实现了“自发自用、绿电供给”。 除了自身的能源生产,天津港还充分利用天津海岸丰富的绿电资源,为自有港作船舶和靠港船舶提供岸电支持。数据显示,2024年该港为靠港船舶提供岸电近1000万千瓦时,自有船舶岸电使用率达100%。在运输结构优化方面,天津港加快新能源运输车辆的迭代更新,如今集装箱码头场内倒运新能源车辆占比已达100%,构建起从“岸电供给”到“场内运输”的全链条零碳运营闭环。
不仅更绿色,通过人工智能、物联网和数字孪生技术,我国港口还正变得“更聪明”。
以深圳妈湾智慧港为例,其已实现无人集卡全流程作业,2025年上半年减排二氧化碳超万吨。该港还开辟出新能源汽车海运出口绿色通道,助力“新三样”成为出口新增长点,2025年1~7月,该港年出口额达628.1亿元,同比增长21.5%。同时,全国首个“空陆水”一体化立体监测监管系统在这里建成,到港船舶累计减排硫氧化合物4万吨、二氧化碳2.5万吨。
航运脱碳并非单一环节的变革,而是涉及燃料生产、船舶制造、港口运营、金融支持等多个领域的系统工程。2025年,我国航运业打破行业壁垒,推动全产业链协同,形成了“政策引导+技术创新+金融支撑”的绿色生态共建格局。
政策层面的精准引导,为绿色海运发展指明方向。2025年,我国加快构建航运绿色转型的政策体系,从标准制定到项目扶持,全方位为行业转型保驾护航。除了碳足迹认证体系建设,我国还在积极参与IMO净零框架的磋商,结合国内产业实际提出中国实践。地方层面也纷纷出台配套政策,如浙江、广东等沿海省份将绿色港口建设、绿色船舶运营纳入地方“双碳”考核指标,给予相关企业补贴支持等,激发了市场主体的转型积极性。
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协同,破解了转型中的诸多难题。在绿色燃料领域,能源企业与航运企业携手布局,形成“生产—运输—加注”的全链条合作。例如,远景能源与多家航企合作,将赤峰绿色氢氨项目的产品直接供应给航运市场;上海电气则通过风电与生物质能耦合,为甲醇动力船提供稳定的绿色燃料供给。在船舶制造领域,船厂与船东、科研机构联合开展技术攻关,针对不同航线、不同货种的船舶需求,定制绿色动力解决方案。
金融资本的参与为绿色海运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航运业绿色转型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需要金融机构的精准赋能。2025年,我国金融机构纷纷加大对绿色海运的支持力度:交通银行等银行重点支持LNG动力船、甲醇动力船等绿色船舶的融资,参与制定国内首个水上运输业转型金融标准;保险机构也推出绿色船舶保险产品,降低企业转型风险。例如邮储银行绿色船舶贷核心是LNG 等新能源船舶抵押类专项产品。
从全球视角来看,我国航运业也在积极融入国际生态。2025年11月,国际绿色燃料联盟(IGFA)在香港成立,我国多家航运、造船、能源企业成为首批成员,与全球产业机构共同推动航运脱碳生态圈建设。
中国绿色航运的实践表明,脱碳的成功不可能依靠航运企业单打独斗,而需要从国家政策到地方考核的纵向贯通,更需要能源、制造、交通、金融等产业的横向咬合。这种产业协同能力,正成为中国在这场全球转型中最独特的竞争优势之一。
尽管成绩显著,但挑战依然严峻。目前,绿色燃料的成本仍是传统燃油的2~3倍;氨燃料的毒性、甲醇燃料的腐蚀性等安全问题需要更完善的解决方案;全球范围内的绿色燃料生产、加注基础设施仍存在巨大缺口;供应链上的货主、船东、燃料供应商之间的 “成本谁来承担”的博弈仍在继续。
不过,趋势已然不可逆转。正如挪威船级社《2050年海事预测》(第9版)所言,航运业正进入最具决定性的十年。
来源: 能源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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